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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肥那么累卻沒效果?可能不怪你偷懶,而是卡路里這種計算方法本身有問題。

什么?算卡路里不管用?

編者注:借著“可能是最適合中國人的減肥指南”的余熱,今天翻譯組為大家詳細說說為什么很多人一直在算卡路里,卻還是沒能減肥成功。世界上沒有兩個完全一樣的人,也不會有完全一樣的食物,相對于復雜的人體結構和花樣百出的食物制作烹調方式,看似精確的卡路里其實是一個非常粗糙的衡量標準。與其辛辛苦苦的做算術,不如把目光移向自己的“飽腹感”。

作者|Cynthia Graber & Nicola Twilley

譯者|大餅冰 編輯|吳頔

攝入的卡路里 – 消耗的卡路里:這個簡單的公式通常用于計算體重的增加或減少。但是節食的人們經常感覺,這個公式并不管用。軟體動物播客(Gastropod)的辛西婭·格萊和妮可拉·特利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調查研究。

“對我而言,卡路里是一個非常令人討厭的計量單位。”

住在德克薩斯州阿靈頓的波·納什今年38歲,是一家教科書出版社的技術總監。他身高178cm,體重111公斤——屬于肥胖級別。

為了減肥,納什下載了一個app,專門記錄他攝入的卡路里,并帶上了一只Fitbit健身手環,追蹤他消耗的能量。顯然,這些工具記錄的信息很精確:納什每吃一口薄脆餅干所攝入的卡路里,每爬一步樓梯所消耗的卡路里,都能得到量化。但是如果看實際體重的話,他發現體重和這些卡路里數據并不完全對應。他的體重增減似乎并不取決于計算出的卡路里總額,更多的是與卡路里的來源以及消耗方式有關。他說,卡路里這個單位的“性質本身就很模糊”。

塔拉·赫勒也屬于肥胖。2014年圣帕特里克節(3月17日)那天,她生下了第二個兒子。懷孕期間她胖了32公斤,至今沒減下來。她是一名駐伊利諾伊州的自由科學記者,熟知減肥的科學,但是和納什一樣,她也發現這種科學并沒有轉變成現實。“從數學、科學角度甚至是內心感覺來說,用離散單元卡路里計量出的熱量攝入值和消耗值,應該是可以抵消的。”赫勒說道。“但實際上好像并非如此。”

現在,有很多像納什和赫勒一樣的肥胖患者:美國的成年人中有超過三分之二超重或肥胖。他們中有很多人都通過節食減肥:無論什么時候,每三個肥胖者中就有一個試圖通過節食法減肥。但是有充分的證據顯示,節食減肥的效果并不持久,而且節食失敗的代價都很高昂。肥胖問題如此普遍卻又無法徹底解決,導致了巨大的損失,比如美國政府在醫療保健方面的花費已經超過了1470億美元,肥胖引發的工作缺勤已經造成了43億美元的損失,而生產效率方面的損失則更多。

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測量單位——卡路里——以及那個看起來非常簡單的計算公式。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提出,“為了減掉體重,你消耗的卡路里必須要比攝入的多”。紐約大學研究營養學、食品和公共健康的教授瑪麗安·奈索認為,像納什和赫勒這樣的節食者,即使是每頓飯都吃麥當勞也能減肥,只要他們能消耗掉足夠的卡路里。“真的,這樣就能減肥。”

但是納什和赫勒發現,控制體重并沒有那么簡單。而且這個問題已經不單單只涉及個人的自控能力了。無論是納什Fitbit手環上記錄的數字,還是赫勒每次都會認真研讀的食品標簽上的數字,最多都只是一種合理的猜測。更糟的是,科學家們陸續發現,有些卡路里的計算值完全就是錯誤的——減肥者們誤認為只要消耗的卡路里多于需要消耗的數量,就可以減掉體重了,比如,為了徹底消滅卡路里,赫勒的方式就是在跑步機上再多跑1英里。但是,一卡路里不僅僅就是一卡路里。我們錯誤地迷信著這個看似簡單的計量公式,可能阻礙了我們減肥。

計算卡路里最早是從馬里蘭州一個不知名的辦公大樓里開始的。這個大樓是貝茲維爾人類營養研究中心的大本營,歸美國農業部管轄。我們去拜訪的時候,研究中心的廚師們正在為研究對象準備晚餐。塑料餐盤上擺著烘肉卷、土豆泥、玉米、烤面包、巧克力司康、香草味酸奶和一罐番茄汁。廚師們對每種食物都進行了稱重,然后裝進袋子里,有時還會額外加上一個兩公分長的面包條,以確保每個餐盤里食物的卡路里總量正好等于每個研究對象需要攝入的數量。“實際上,許多人都很稱贊我們準備的食物,”大衛·貝爾說道。他是美國農業部的一名生理學家,負責監督這項研究。

貝爾和同事們所做的這項研究工作,依據的是有著百年歷史的專業技術。奈索試圖用現代的方法,去理解法國貴族化學家拉瓦錫提出的有關食物和熱量的理論。18世紀80年代早期,拉瓦錫發明了一種三壁式的金屬罐,這個金屬罐非常大,可以裝下一只荷蘭豬。金屬罐內壁是一層冰。拉瓦錫知道將冰融化需要多少熱量,所以他能夠通過測量罐內滴出的水量,估算出動物釋放出的熱量。不過,拉瓦錫沒有意識到的是(當然他永遠也不會有機會去發現了;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他被送上了斷頭臺),他的這個方法,不僅可以測量荷蘭豬釋放出的熱量,還可以測量荷蘭豬從食物中攝取的熱量。

直到最近,貝茲維爾的科學家們所用的方法,實質上就是將拉瓦錫的金屬罐做了一個放大版,然后測量人類釋放出的熱量:在一個小房間里,實驗對象可以在這里睡覺、吃飯、排泄、在跑步機上行走,同時,安裝在墻上的溫度感應器會測量實驗對象釋放的熱量以及消耗掉的卡路里。(我們現在是用卡路里計量熱量。粗略地說,一卡路里等于一公斤水上升1攝氏度所需的熱量。)今天,那些“直接受熱”的熱量計大部分已經被“間接受熱”的系統替代,在這種系統里,傳感器會測量吸入的氧氣和呼出的二氧化碳。科學家們知道在新陳代謝過程中,人體呼出的二氧化碳會消耗多少熱量,因此,他們可以根據二氧化碳的數量來倒推消耗的熱量。比如,一個人呼出了15公升的二氧化碳,那他一定消耗了94卡路里。

這套實驗設備有三個間接熱量計,從廚房一直延伸到了大廳里。“它們在本質上很像一種步入式冷庫,但是經過改裝,這樣實驗對象可以住在里面,”生理學家威廉姆·普勒在帶著我們參觀的時候,給我們解釋道。每一間無塵室里都有一張折疊靠墻的單人床,旁邊依次是馬桶、水槽、一張小桌子、一把椅子、和一臺較短的跑步機。墻上有兩個風門,分別用來傳送食物、血液樣本、尿液和糞便。如果沒有這些顯示房間功能的裝置,這個有著塑料地面和日光燈的小房間看起來很像20世紀70年代的宿舍。普勒解釋說,實驗對象一般要在這個熱量計中待24-48個小時,期間的所有安排都是嚴格按照計劃執行的。房門上用大頭針別著的一張注意事項,上面寫著最新的研究安排:

下午6:00-6:45——晚飯,

晚上11:00——最晚的睡覺時間,強制熄燈,

晚上11:00-凌晨6:00——睡覺,即使不睡也要在床上躺著。

每天除了三餐、血液檢測以及大小便以外,每個小時實驗對象都會被要求在跑步機上花30分鐘走3英里。剩下的時間就是他們的“低度活動期”,普勒說道。“我們鼓勵他們編織衣物,或者是讀書,”他說,“如果讓他們自由行動,他們可能會在小屋里做出一些讓你驚訝的行為。”他告訴我說,他曾有一個不太配合的實驗對象,夾帶了一袋子的M&M豆進了實驗室,結果,這些巧克力豆掉在了地上,這才被他們發現。

每個房間外面都有一排電子屏幕,普勒可以在屏幕上準確地監察在任何時間點上,每位實驗對象消耗的卡路里。這么多年來,他和同事們已經匯總了這些實驗對象的實驗結果,希望能夠得出廣泛適用的一般性數據:比如,一名55公斤的女性如果一小時跑4.0英里會消耗多少卡路里,或者,一位久坐的男性在60多歲的時候每天需要攝入多少卡路里。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數以千計的、經過精確測量的實驗數據計算得出的平均值,所以波·納什的運動追蹤器才有數據可用,塔拉·赫勒才能根據她自己的身高體重設置每天的卡路里攝入指標。

測量食物的卡路里,需要依據另一個改版自拉瓦錫發明的裝置。1848年,一個名叫托馬斯·安德魯斯的愛爾蘭化學家聲稱,他可以估算食物的卡路里,所用的方法就是在一個小容器里焚燒食物,然后測量周圍水溫的變化。(從化學的角度來說,焚燒食物與人類分解食物的原理非常相似,不過前者速度更快,更難掌控。)現在,科學家們根據安德魯斯的方法,制造了“彈式熱量計”,用于測量食物的卡路里。在貝茲維爾中心,實驗室的彈式熱量計已經燒過烘肉卷、土豆泥和番茄汁這三種食物的樣本。“我們先把它們冷凍干燥,然后碾成粉末,最后燒掉,”貝爾說道。

當然,人不是彈式熱量計,對于攝入的食物,我們無法將每一卡都吸收掉。不過,這個問題在19世紀末得以解決,這是營養科學歷史中一個有重大意義的實驗。農業部有一名叫作威爾伯·阿特沃特的科學家,他先測量了4000多種食物的卡路里,然后讓志愿者們吃掉這些食物,隨后再收集他們排出的糞便,并在彈式熱量計中將這些糞便燒掉。最后,他用食物的熱量值減去糞便中的熱量值,得出的就是阿特沃特值,即每克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中含有的可以使用的熱量。這些有著百年歷史的數據仍然是當今實驗的基礎。如果貝爾想知道晚餐中每公斤烘肉卷的卡路里,他會根據阿特沃特值校正彈式熱量計,然后再進行測量。

整個公司,上至貝茲維爾的員工,下至購買的食物包數量,都縈繞著一種要科學、精確地測量卡路里的氛圍。但是,精確本身就很虛假。

測量卡路里的第一步,包括阿特沃特和其他科學家列出的食物名單,就已經存在這個問題。那些測量卡路里的公司已經得到批準,可以通過在彈式熱量計中焚燒冷凍干燥的食物顆粒來獲取卡路里的數值。但是瑪麗安·奈索說,大部分公司都嫌麻煩,省去了這個步驟,有些公司使用的是19世紀末阿特沃特得出的數據。不過,食物和藥物管理局(FDA)也允許公司使用一組調整后的數據。這組數據是農業部在1955年發布的,在測量過程中考慮到了人們在消化不同食物時會有用不同的方式。

塔拉·赫勒最喜歡吃的就是德克薩斯-墨西哥煎豆泥,根據阿特沃特測量的數值,塔拉·赫拉能從一盤子煎豆泥的每克脂肪中攝入8.9卡;調整后的數據則顯示,因為豆類中的一些植物纖維很難消化,因此她只能攝入8.3卡。根據公司所選擇的卡路里測量方式——FDA又批準了兩種測量方式,總共有5種——一份特定的意大利細面條含有200-210卡。而這些不確定性會累加。赫勒和波·納什可能會拒絕一塊兒小點心,或者在爬樓梯機上再多走幾層,以確保他們沒有超過每天100卡的限額。但是,如果他們計算卡路里用的數據是錯的,那么他們有沒有超過這個限額已經沒有意義了。

另一個問題是,食物的分量。塔夫斯大學營養學研究中心的蘇珊·羅伯茨和她的同事們,調研了40家美國連鎖餐廳,包括橄欖園餐廳、澳派牛排館和PF Chang的中餐館。他們發現,對于菜單上所列的食物,一盤的量理論上應該是500卡,而實際上可能有800卡。羅伯茨說,這個誤差很容易出現,比如廚師多放了點兒炸薯條或者多加了點兒醬汁。因為有這種情況存在,那些嚴格計算卡路里的節食者們幾乎不可能精確地測量出自己攝入的熱量。

即使計算出的卡路里很準確,但食物的總熱量和身體吸收的熱量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那么像赫勒和納什這樣的節食者們就得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科學家們也是最近才開始注意到這個差異問題,不過與食物包裝時產生的誤差相比,這個問題對精確性的影響更嚴重。實際上,最新的研究已經開始質疑“一卡路里就是一卡路里”的這種營養科學核心理念的合理性。

例如,貝爾和同事們通過在貝茲維爾的實驗發現,有時候我們身體吸收的卡路里數量會少于食物標簽上顯示的數量。他們在研究中使用的比對數據是調整后的阿特沃特值,研究顯示,實驗對象從杏仁中吸收的卡路里僅有阿特沃特值的三分之二,從核桃中吸收的卡路里則只有阿特沃特值的79%。對于那些既要計算卡路里又想將杏仁或核桃當點心吃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個好消息:他/她吸收的卡路里遠比預期的要少。貝爾懷疑,這個差異源自堅果的特殊構造:“所有的營養成分——脂肪、蛋白質或類似的物質——都蘊藏在植物的細胞壁中。”除非這些細胞壁能夠被分解——通過加工、咀嚼或烹飪,否則,一部分卡路里將仍然無法被人體吸收,只能作為廢物被排泄掉。

還有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做法,即嘗試著像黑猩猩那樣吃東西。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理查德·蘭厄姆——哈佛大學人類學家,《生火:烹飪如何造就人類》一書的作者——開始在非洲觀察野生黑猩猩。蘭厄姆嘗試著學習動物進食的方式,完全吃生食,零食也只吃水果、種子、樹葉和昆蟲,如白蟻和行軍蟻。“我發現,這種吃法經常會讓我餓得不行,”他說道。“然后我意識到,人類吃的每一種食物都是經過烹飪的。”

自此,蘭厄姆和同事們提出,烹飪分解了食物的微觀結構,釋放了那些被鎖住的熱量,從而減輕了腸道的負擔。這些原本應該由腸道承擔的消化工作被有效地“外包”給了微波爐和平底鍋。例如,蘭厄姆發現,如果實驗鼠以生花生為食,那么與吃等量炒花生醬的實驗鼠相比,前者的體重遠比后者要輕。對于肉類也有同樣的效果:漢堡包中可吸收的卡路里就遠高于韃靼牛排。當然,不同的烹飪方式效果也不一樣。2015年,斯里蘭卡的科學家們發現,在蒸米飯的過程中加入椰子油,蒸熟后將其放入冰箱中冷藏,這樣就能將米飯可吸收的卡路里減少一半以上。

蘭厄姆的發現對節食者們有重大意義。例如,如果納什喜歡生吃牛排,那么與吃熟牛排相比,他將少攝入幾百卡。不過,FDA在制作營養標簽時,所用的方法并沒有考慮生食和熟食之間的區別,或者蔬菜搗碎制湯與整顆蔬菜的區別,更不用說植物結構和動物細胞之間的區別了。對FDA來說,一塊牛排就是一塊牛排,沒什么區別。

工業化的食品加工工藝將食物放在超高溫和超高壓下處理,釋放出的卡路里可能更多。蘭厄姆說,食品行業正在“不斷地將食物變得越來越軟爛,最大限度地釋放出可供人體吸收的卡路里。然而諷刺的是,西方國家正面臨極大的壓力,想要減少人類從食物中攝取的卡路里。”蘭厄姆準備尋找更多的食材范例,研究不同的結構對卡路里可攝取性的影響。“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讓成百上千的營養學專家們研究好多年,”他說道。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即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不同的人身高、體脂含量、肝臟體積、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水平以及其他因素存在差別,這些差別導致人們需要不同的熱量來維持身體基本機能。對于同性、同重、同齡的兩個人來說,熱量需求的差別可能高達600卡/天——超過了建議中等活躍度女性攝入量的四分之一。即使是像吃飯時間這種看起來不重要的因素,也可能會影響我們對熱量的攝取。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在上午9點到下午5點之間攝入高脂肪飲食的實驗鼠,與24小時內不定時地攝入同量飲食的實驗鼠相比,前者增加的體重比后者少28%。研究者表示,不規律的飲食會影響肝臟的生理周期以及它代謝食物的方式,進而影響整體的熱量平衡。不過,在貝茲維爾的實驗中因為有飲食日程表,所以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直到最近,基因對肥胖有重大影響這一觀點仍然具有吸引力:一些研究者假設,進化壓力更加傾向于選擇那種會讓人吸收更多卡路里從而變胖的基因。不過在今天,大多數科學家認為,我們無法將肥胖歸咎于DNA。“在20世紀80年代,肥胖患病率急劇上升,”奈索說道。“基因在10到20年的時間里是無法發生改變的。所以,基因只是肥胖的一部分原因。”

不過,研究者們開始將人們對卡路里的吸收差異,歸因于人體腹部螺旋管內數以萬億計的微生物。一些難以嚼爛的或纖維狀的食物在胃部無法分解,需要由腸道內的這些微生物進行消化,消化過程中會進一步釋放卡路里。但是,不同菌種和菌株的微生物分解釋放卡路里的效果會有所差異,與它們的宿主分享這些卡路里的程度也不一樣。

2013年,華盛頓大學杰弗里·戈登實驗室的研究員們追蹤了好幾對雙胞胎,這些雙胞胎都是其中一人肥胖,另一人很瘦。他們提取了每個人的腸道微生物,然后注入實驗鼠(體內不含這些微生物)的腸道內。結果顯示,盡管實驗鼠攝入相同的飲食,但是體內注有肥胖一方微生物的實驗鼠體重增加,而注有另一方微生物的實驗鼠則仍然很瘦。“這個結果真的非常令人驚訝,”彼得·特恩伯說道。他曾和戈登一起工作,現在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帶領自己的實驗室。“這項結果首次表明,這些微生物可能真的會影響身體從飲食中攝取的熱量。”

每個人體內的微生物種類和指紋一樣都是獨一無二的,不過它們可以輕易通過飲食和環境進行傳播。雖然現在人們對它們的作用知之甚少,不過關于腸道微生物如何影響人體的整體熱量平衡,現在幾乎每天都有新發現。例如,那些增重藥物可能就是通過調整腸道內的微生物數量來達到效果的。2015年11月,有研究人員發布文章說,利培酮——一種抗精神病藥,會調節實驗鼠體內腸道微生物。這種微生物數量的變化會降低實驗鼠在休息時的新陳代謝,導致它們的體重在兩個月內增加了10%。該文作者還表示,這一效果對應在正常人身上就是一年內增重13.5公斤,相當于每天多吃一個芝士漢堡。

其他的證據表明,腸道微生物對人類的影響可能和實驗鼠一樣,會導致體重增加。舉個實例,一位母親接受了腸道微生物移植,這些微生物源自她十幾歲的女兒,女兒體重超重,然后這位母親的體重增加了18公斤。這位母親的腸道感染了艱難梭菌,這種菌能抵抗抗生素,不過通過這次移植她已經痊愈。但是,正如去年的那篇研究文章所說,她無法通過節食或運動減去增加的體重,而她的生理機能中唯一被改變的就是腸道微生物。

對于那些如納什、赫勒和其他數百萬的計算卡路里的人而言,所有的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令人不安的巨大誤差。食品標簽上的卡路里與我們實際可從食物中獲取的卡路里之間存在差別,加上每個人對食物的代謝程度不同,最后產生的誤差可能遠多于200卡/天,然而營養學專家們經常說每天應消耗200卡才能達到減肥效果。所以,即使納什和赫勒做得再好,也不會讓體重下降。

不過,這些并不意味著卡路里是一個無用的概念。雖然計算的卡路里值并不精確,但它們仍然提供了有用的相對熱量值:站著比坐著消耗的卡路里多;曲奇餅干比菠菜含有的卡路里多。但是,消耗卡路里的方式有很多,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食品熱量計算體系不應該只依賴那些特定的數字,現在是時候從整體上看看我們吃了什么。

威爾伯·阿特沃特當時面臨的問題則有所不同。在20世紀初,營養學專家們要確保的是人們能夠吃得好,那么用卡路里量化人們的熱量需求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辦法。今天,困擾人們的不是饑餓而是超重;全世界有19億成年人被認為是超重,其中6億人是肥胖。肥胖會加大罹患糖尿病、心臟病和癌癥的風險。這是一項新的挑戰,可能需要新的衡量標準才能解決。

一個可選擇的替換標準是,不要關注攝入的熱量,關注一些其他的東西,比如飽腹感。想象一片300卡的芝士面包片:體積應該很小。“所以你會對這頓飯感到非常不滿意,”蘇珊·羅伯茨說道。而如果你吃的是300卡的雞丁沙拉,里面有堅果、橄欖油和烤蔬菜,“那你攝取了多種營養成分,很好地滿足了各項需求,”她說。“所以你吃完之后感覺很飽,這種飽腹感會持續幾個小時。”

羅伯茨根據研究結果,制定了一套減肥計劃,這套計劃的依據是飽腹感而不是直接計算卡路里。她的想法是,如果吃的食物能夠讓人們感到滿足并保持長時間的飽腹感,那么就能預防人們在午飯時吃得過多,或者是抑制人們在吃完飯后就開始找零食吃的沖動。為了防止人們感到饑餓,她認為一個蘋果、白魚和希臘酸乳最有效。

這個想法的背后是有證據做支撐的:在一項研究中,羅伯茨和同事們發現,如果人們能夠嚴格遵循她的飽腹感計劃,與那些使用以計算卡路里為基礎的傳統方法的人相比,前者減下的體重是后者的三倍,而且效果能持久。哈佛大學的營養學專家大衛·路德維格也持相同的觀點,認為測量食物攝入量的基礎應該是飽腹感而非卡路里。他的研究證明,那些早飯吃速食燕麥片的青少年,與那些早飯吃相同熱量但更令人有飽腹感的煎蛋卷和水果的同齡人相比,前者在吃午飯時會比后者多攝入650卡。

亞當·德魯諾夫斯基,華盛頓大學的一名流行病學家,也提出了一種升級版的替代卡路里的方法:營養密度評分。這個評分系統依據每卡的營養成分將食物進行排序,而不是僅僅依賴整體的卡路里值。深綠色的蔬菜和豆科植物得分較高。盡管這三種方法的具體操作不同,但是它們都認為:改變我們測量食物攝入量的方法,可以讓我們更好地攝取食物。

個體消費者們現在可以開始使用這些方法了。但是,要想說服食品行業和相關的監督組織如FDA,讓他們采用一個基于以上替代方法的、全新的標簽制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在短時間內,消費者不太可能看到食物標簽上的卡路里單位被羅伯茨或德魯諾夫斯基提出的單位取代;不過,這些研究工作本身就有重要的提示意義,提醒著人們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衡量食物的攝入量,這些方法對于減肥和保持整體健康來說可能更加有效。

或許有一天,還有一個方法可能最終會被證明更加有效:個性化營養。從2005年開始,阿爾伯塔大學的大衛·威沙特就一直在將人體內的幾十萬個化合物進行分類,人體的代謝組就是由這些化合物組成。現在,他已經列出了42,000種化合物,其中有很多就負責消化食物。他近期正在整理食物的代謝組數據:這組數據中的30,000種化合物都是直接從食物中攝取的。威沙特估計,這兩組數據最終包含的化合物可能都會達幾百萬種。“人類吃的食物種類多得難以想象,”他說道。“這些吃進去的食物都需要我們的身體進行轉化,最終變成其他各種各樣的化合物。”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些化合物都是什么——或者有什么作用。

根據威沙特所說,這些化合物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會影響熱量平衡。他指出的一項研究表明,高果糖的玉米糖漿和其他形式的多余果糖(與水果中含有的果糖不同)會刺激人體產生化合物,這些化合物最終會變成過量的肥胖細胞,這個過程與攝入額外的卡路里無關。“如果我們少吃一些這樣的食品,”他說道,“我們的身體就有可能恢復更加適度、速度更慢的新陳代謝,這樣我們的體內就不會積累過多的脂肪細胞了。”

我們每個人的代謝組都是由數萬——或許是數百萬——種化合物組成,所以每個人代謝食物的方式也可能千差萬別,再加上每個人的腸道微生物也具有很強的個性化特征,那么個性化飲食建議的出現就順理成章了。威沙特憧憬著,在未來你可能只需要拿著智能手機,對著食物拍個照,然后手機就自動顯示這些食物對你的影響,以及你將從這些食物中攝取多少卡路里。而你的朋友如果對著同一盤食物拍照,得出的結果可能完全不同。

又或許,可以采用調整體內微生物群落的方法:如果你想減肥,那你需要做的是調節自身的腸道生物群,從而在減少吸收的卡路里的同時又不會損害身體健康。而彼得·特恩伯則告誡說,現在的科學還無法設計出一組特定的微生物群,更不用說如何有效地將它們植入你的腸道,但是令他欣慰的是,人體內微生物種群的“可塑性和延展性都非常好”——我們已經知道,當我們服用抗生素、或旅行到不同的地方、或吃下不同的食物時,這些微生物群會發生變化。“如果我們能夠將它們弄明白,”他說道,“那么或許有一天,你有可能定制自己的微生物群”以實現你想要的效果。

目前,這些方法都還不夠成熟,無法直接取代卡路里。不過,顯而易見的是,現在需要創建一種新的方法對食物進行測量。正如赫勒的回答,“科學界到現在都還沒有設計出一種更好的測量方式,對于這一點我是有點兒生氣的,”她坦誠道。她回想起上次在TGI Friday餐廳,自己對照著一張混亂的數據表尋找哪些食物是低卡的、是自己能吃的,這讓她很崩潰。對于像赫勒和納什這樣的人來說,他們知道超重會帶來健康隱患,所以拼盡全力想要減肥,那么科學界就應該設計一種更好的測量體系供他們使用。現在看來,未來會有一合適的方法出現。科學已經證明卡路里不符合標準,現在是時候尋找替代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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